我的苗学研究(一)
石朝江
1987年2月，我从组织部回到社科院。因为原是组织部所谓的第三梯队干部，私下有人议论，石朝江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一些朋友也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朝江你怎么啦？我回答，没怎么，就是人各有志，我错误没犯，就是喜欢做点学问。
回到社科院报到后，我就要求去哲学研究所，但社科院的两位主要领导(李钟伟书记、石争副书记副院长) 不同意，他们希望我留在院部当人事处长，结果折腾了半年多，在得知我当人事处长上级不批的消息后，我就毅然去哲学研究所当副所长。
社科院科研人员不坐班，只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早上到院报到，如果院、所没事，报到后就可以离开回家。科研人员拥有大量时间从事学习和研究。这种工作方式最适合我不过了，我如鱼得水，我就喜欢静下来研究和思考问题。
我开始做出自己的科研规划。科研方向：民族人类学，侧重研究苗族即苗学；奋斗目标：5年评副高，10年拿下研究员。
目标已经确定，号角已经吹响。我已经没有了退却的余地，我必须要在社科研究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否则，无法向组织交待，无法向关心和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交待。
社科研究必须占有资料。我给所长韦启光同志说，我已经耽误8年时间了(指在宣传部、组织部和惠水县委工作) ，我现在必须从收集资料工作开始做起。韦所长表示大力支持。
于是，我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把贵州省苗族主要的分布县都跑了一遍，对各县的苗族资料或书籍，能要到的则要，要不到的就购买。一般是一个县打一包寄回贵阳，也有两三个县打一个包寄回贵阳的。
我下决心研究苗族即苗学，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读贵州大学时，我就已经萌生出这样的想法了。我之所以比较固执，对社科院三进两出，即我大学毕业不愿意留校，而要求分配到刚刚恢复成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我被借调到省委宣传部(实际是对我的工作考察)，从宣传部不辞而别回到社科院，最后又从省委组织部硬性要求调回社科院，三进两出，根子就是我立志要研究苗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我读贵州大学时，在贵大图书馆无意读到王桐龄的老版《中国民族史》，王桐龄先生在本书开言即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臂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王桐龄先生为什么要称苗族为长兄，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再加上儿时听一些苗族老人说，“先有锅巴后有饭，先有苗族后有汉”(希望大家不要反感这句话，根据中国史籍记载，专家研究以及考古印证，苗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左右的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蒙”伏羲太昊，汉族的历史只追溯到6000年前左右的居住在我国西部的“西羌”)。我下定决心去寻找王桐龄称苗族为长兄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还在贵大读书时，我就已经立志研究苗族了。
后来，我又拜读到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夏先生说：“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不知几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又拜读到萨维纳的《苗族史》，萨维纳说：“他们(苗族)的历史比汉人的史书记载还要古老。”又读到鲁迅先生的《准风月谈·踢》，鲁迅十分感叹地说：“苗族大败以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们的。”
加之，1988年10月，贵州省苗学研究会在我的老家黄平县召开成立大会，我虽然因为爱人生产而未能去参加。但我已经坚定不移地认为，苗学研究是一个富矿，里面有采不完的金，拾不完的矿。因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由于我早有思想准备，很快就进入了研究角色。尤其是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成立后，我陆续的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论丛》《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民族研究》《苗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关于苗学体系的理论文章。1989年11月21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苗学：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影响比较大。当时苗学界的许多学人以为石朝江是个老学究，见面后才知道作者还不到40岁，而且还是半路出家，还在基层干过县委副书记，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工作过。
正当我高产出成果的时候，上级对社科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六盘水市委宣传部长张雄龙调社科院当党委书记，贵州大学副校长张同生调社科院当院长(张同生是我读贵大时的老师)，此时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秀林年龄已经到点。两位主要领导硬要把我从研究所调来当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我坚决不同意，张同生院长反复找我谈了4次话，他反复说，朝江，你是我的学生，你要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反复的把院的中层干部排了个队，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就是你最适合来当，我的学生都不支持我的工作，我这个院长怎么来当？虽然张院长已经把话说到这一步，但我还是不同意从所里出来。
张院长没有把我的思想工作做通，张雄龙书记又亲自出马，我们连续两个晚上在甲秀楼岸边谈，我还是不松口。他最后说，你有什么条件要求，你提出来，我们尽可能的满足你的条件。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沉思片刻，说，如果组织上硬要叫我到机关党委当专职副书记，我的科研是不能丢的，我一半时间做机关党委的工作，一半时间做科研。
张雄龙书记说，可以，你每天早上来院里上班，处理机关党委的工作，下午在家做科研。
于是，我又从哲学所到机关党委当专职副书记，每天上午到院机关来上班，下午就在家做科研。
由于科研时间、精力被切掉一半，我的科研成果又受到了一些影响，被减速下来。
1994年，哲学研究所所长韦启光同志提拔为贵州省社科联主席，院里研究决定，我兼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这样，我的科研时间更是被挤压了。
我原规划5年评副高被拖了两年，1995年，我被评聘为副研究员。
(续)
我的苗学研究(二)
石朝江
我从省委组织部回到社科院后，对职务已经不感兴趣了，可对职称却是十分在乎的。1995年被评聘为副研究员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研究员。
我把省人事厅关于评聘研究员的文件找来读了，其中破格晋升研究员的条件是，两部著作60万字或一部著作60万字。我就冲着这个硬件来规划设计自己的研究。
我开始构思苗学研究理论、方法，研究体系及框架，并取名《中国苗学》，并将其设计成一个研究项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
据说我的《中国苗学》课题是进入全国社科规划办的第二轮投票的，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若干年后，参与评审投票的一位专家对我说，当年我们是比较看好你的《中国苗学》项目的，但主要是有一些专家怀疑一个人能否完成该项目，就以一票之差落选了，但你还是一个人完成了，我上网买了你的《中国苗学》拜读了，确实写得不错)。
省社科规划办的同志对我说，国家社科规划办不立项，我们省社科规划办立项，你争取把《中国苗学》写好，这是最具有贵州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
就在我开始动手研究撰写《中国苗学》时，1995年下半年，省委组织部到贵州社科院来考察领导班子。1996年1月，我被宣布提拔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半年后经选举报批，又兼任院机关党委书记。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是计划好用两年左右撰写一部60万字的《中国苗学》的，因为职务的变迁，工作任务的加重，完全打乱了我的研究计划，结果我花了4年多时间，才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苗学》专著。
我是冲着破格研究员的一本书60万字来的，书写成后当然一定要出版。于是我不顾及自己的偿还能力，在亲戚朋友中到处借钱，自费3.6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中国苗学》。
2000年，60万字的《中国苗学》使我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梦想。也基本实现了我制定的10年拿下研究员的奋斗目标。
自费3.6万出版《中国苗学》，印数3000册，出版社预留200册外，作者全部拉回家。为了偿还亲戚朋友的债务，我到处托朋友卖书。还好，《中国苗学》很受苗族同胞的欢迎，不到一年时间，就回收了4万多元，我把亲戚朋友的债务全部偿还了。
原台江县人大主任张明达，他让我寄80本《中国苗学》到台江，他背着《中国苗学》串机关，甚至有时还下乡，动员苗胞帮忙购买。他说，石朝江是我们的苗族专家，他研究撰写了《中国苗学》，把我们苗族的历史文化都梳理清楚了，我们不能让自己的专家既流汗又流血，他自费3万多出版《中国苗学》，你们买他的书，既帮助朝江同志还债，又使自己了解苗族的历史与文化。80本书很快销售完毕，他叫我再寄10本去，我回答他，这10本不收钱了，任张主任处理。但张主任还是把10本书的钱寄来了。
还有黔西南州的李昌棋，镇远县的吴大奎，省直机关的潘世华、李廷贵、龙明生、杨光亮、彭礼福等等，他们都为推销我的《中国苗学》出了力，流了汗。我非常感谢他们。
《中国苗学》出版后，反响比较大，全国共有8位专家学者在公开刊物发表了书评，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被专家学者誉为“苗族百科全书” (李廷贵、颜恩泉、雷安平) ，“苗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王朝文、蒋南华) ，“苗族史与学的丰碑” (秋阳) ，“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研究苗族的专著”(李海)，“系统、全面、辩证地专门研究苗族，便可形成苗学”(翁家烈) 。
2002年，《中国苗学》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被列入百年苗族研究十部经典著作之一，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再版。出版社在编者按中说：“本书是从宏观学的层面第一本研究中国苗学的专著，基本形成了苗学学科的基本框架。”
可以说，《中国苗学》的公开出版，初步奠定了我在中国苗学界的地位。从此以后，学界的许多同仁朋友，见面不再称我为朝江同志，也不称为石书记，而称为苗学专家了。
(续)
我的苗学研究(三)
石朝江
60万字《中国苗学》出版后，我被破格评聘为研究员，我给自己放了一年的假，一是休息调整，二是推销卖书。
一年后，我又开始构思，在《中国苗学》的总框架下，研究撰写苗族的各类专史，一是哲学思想史，二是迁徙史，三是战争史。我在家中准备了三个纸箱，三个专史的资料各装在一个纸箱。工作之余，钻头迷逢的搜集查找资料，三个专史的资料分类丢在纸箱中。资料积累多了，构思框架也就形成了。
2002年，我设计申报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获国家社科规划办立项。我一面承担着单位的职务工作，一面研究撰写《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一般是白天处理工作，或查找资料和构思，晚上就在办公室撰写。我家就住在社科院，基本上就是每天吃过晚饭后，散步一个小时，回到办公室写，到晚间12点钟，爱人准时打电话提醒，时间到，回家。
一年零两个月时间，32万字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就洋洋洒洒地脱稿了。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还在申请验收过程中，2004年底，我又设计申报了《世界苗族迁徙史》，2005年初，《世界苗族迁徙史》又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办立项。基本没有休息调整，又马不停蹄的接着战斗了。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又写顺了，34万字的《世界苗族迁徙史》，只8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而且感觉很轻松，都还没有写过瘾。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和《世界苗族迁徙史》，都先后顺利通过了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验收。
由于《中国苗学》出版后反响大，《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和《世界苗族迁徙史》两部著作，都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申报省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作者一点也没有操心。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2005年出版，《世界苗族迁徙史》2006年出版。这是作者一生中最满意的两部著作。中国学界对这两本书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央民族大学佟德富教授在《贵州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的书评文章，他说：“《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深刻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给世人勾画出了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填补了苗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的空白，大大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和发展……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如果没有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真切感悟和深入思考，如果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积累、翔实的资料准备和耐得住寂寞的潜心治学精神，要完成《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这样的开山力作是难以想象的。”
中南民族大学邓红蕾教授在《贵州民族研究》发表了“来自苗寨的宇宙追问”的书评文章，她说：“苗族是一个有着5000至6000年历史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从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出发，总结和概括出丰富多彩的生存哲学与生存智慧，从而形成了‘苗式’哲学思维传统。然而，由于苗族又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基本上是靠口传面授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如果不给予及时的搜集整理及抢救，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人们淡忘而销声匿迹。所以，将这些散见的、大量的口传资料清理出来，给予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爬梳、筛选、分类与提炼升华，最终形成32万字的学术专著，是一项艰巨沉重却深远伟大的工程，它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而且为今后苗族问题研究提供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资料与独特视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石著堪称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百科全书’，应当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中南农业大学萧洪恩教授在《苗学研究》发表了“耕外全无事，胸中别有天”的书评文章，他说：“朝江研究员潜心研究苗学，于苗族哲学用力尤多，成果卓著。该书是朝江先生多年研讨苗族哲学的结晶。全书取材广博、论辩精审、剖析入微、文字明晰、创见迭出，颇给读者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之感。这应该看成是他在苗学研究中笔耕不断而实现的思想升华，此也正是苗族文人追求的‘耕外全无事，胸中别有天’的创作境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伍新福教授在《南长城》发表了“中国苗学研究的新成果”的书评文章，他说：：“《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是作者研究的科学结晶，集中反映了我国近年来对苗族传统哲学和社会思想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并将这一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高度，读后受益匪浅。”
湘潭大学雷安平教授在《南长城》发表了“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的书评文章，他说：“朝江同志在完成洋洋60万字的《中国苗学》之后，短短的几年又推出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编写哲学社会思想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贵州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中教授在《贵州日报》发表了“自信自觉与开创”的书评文章，他说：“《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是一项新的开拓，它在《中国苗学》的总框架下深层次地研究了苗族的哲学社会思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石朝江又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著作，其他同志受到启发又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我期盼着每个民族都有一批学者认真研究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繁荣中华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当今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贵州省广播电视厅龙炸成编审在《贵阳日报》发表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的书评文章，他说：“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也是开拓和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成功之作……全书杀青共32万字，作者却为之调查搜集有关的苗族古今资料1000多万字，其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文字生动通俗，毫无学究气，十分好读。”
贵阳市作家秋阳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了“苗家生存哲学”的书评文章，他说：“捧读石朝江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不禁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历史上的‘野蛮’
民族居然有哲学，岂不是神话？然而，深长思之，亦非偶然……曾经身居苗寨，看惯了苗姑盛装，听熟了芦笙铜鼓，吃醉了苗家米酒，昏昏然不知所以。读罢《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方知苗族传统智慧蕴含之深厚，回味无穷。”
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封孝伦教授在为《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朝江同志虽然是苗族，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有真切的感悟和深入的思考，但对一个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仍然需要有足够的学术勇气，难度太大。作者下足了功夫，大量地搜集资料，从众多的资料中挖掘提炼出其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这对我国哲学社会思想研究是一大贡献……这肯定又是一本可以传之久远的书。将来研究苗学之人，必会查阅此书。人之一生，可以为官，可以为学。朝江兄于仕途而不顾，但把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以知足了。”
2007年，《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获全国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按得票多少排名，在24项获奖成果中，《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排在第5名。
《世界苗族迁徙史》也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不再赘述。也在2007年，《世界苗族迁徙史》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广大苗族同胞及一部分民族人类学者，最喜欢的是《世界苗族迁徙史》，网上经常脱销。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和《世界苗族迁徙史》的公开出版，标志着我的苗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续)
我的苗学研究(四)
石朝江
连续完成《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和《世界苗族迁徙史》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我稍微放松了一下，家人
和朋友也都奉劝我，悠着一点，不要太拼了。
列入研究计划的战争史我没有再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而是边工作边写，不再加班加点，其中又穿插有省级的其他项目，所以陆陆续续的写了3年多，写成后取名为《战争与苗族》（30万字），我将研究成果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但因为是战争题材，未获立项，或许相关专家、部门认为，战争二字大敏感了。其实，研究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们没有理解作者撰写《战争与苗族》的真正意图。
2010年，由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贵州社科院共同资助，《战争与苗族》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贵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还专门召开了《战争与苗学》出版发行座谈会，与会30余位专家学者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比如，省民委时任纪检组长杨贞杰同志提供书面发言说：“石朝江研究员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特别是苗学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丰厚。继《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苗学通论》等名篇巨著之后，现在又推出《战争与苗族》。我个人认为，石朝江先生这些研究成果，是他研究生涯的骄傲，是苗学界的骄傲，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骄傲，是贵州乃至全国民族工作的骄傲，更是我们苗族同胞的骄傲！我衷心祝贺石朝江先生，感谢他对苗学研究工作所作的贡献。”
贵州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中教授在《贵州日报》发表了“苗学又有新的拓展——读石朝江《战争与苗族》”的书评文章，他说：“石朝江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战争，揭露了历史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政策，彻底告别民族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一律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苗族地区建立了六个联合自治州、五个单一苗族自治县和十六年联合自治县，苗族人民当家作主，成长大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作家、诗人、艺术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苗族人民安居乐业，逐步走上共同富裕奔小康的道路，从此结束了战争、迁徙的悲惨历史。”
本来，苗族科技发展史也列入了我的研究计划的，但终因资料不足而放弃，今生今世是完不成了，希望将来有识之士来完成。
在《中国苗学》的总框架下，连续完成了3个专史。下一步的研究又怎么深入？我陷入沉思中。这时候，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同意资助我出版30万字以内的苗学研究论文集，我把论文收集起来却多达70万字，大大超出了资助的范围。压缩为30万字我又舍不得，一不做二不休，又继续赶写一部分论文，干脆扩大到100万字，给论文集取名为《苗学通论》。
采用通论形式深化对苗族的研究，确实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通论是个框，苗学文章都可以往里面装。于是乎，我又萌生了研究出版3部苗学通论的想法，一部100万字，3部300万字，分别取名《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苗学通论再论》。
2008年，我的第一部《苗学通论》（100万字），由贵州苗学会出资资助，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2008年贵州省苗学会换届的会议资料，与会的一些同志说，参加本次苗学会换届的最大收获，就是获得了100万字的《苗学通论》。
《苗学通论》共由六大部分组成：苗族综合研究；苗族历史研究；苗族哲学研究；苗族政治研究；苗族经济研究；苗族文化研究，共计95篇研究论文，每篇文章都是用4个关键字作标题。比如，苗族综合研究由“研究对象”、“体系刍议”、“方法原则”、“中外研究”、“世界学科”、“国外苗学”、“人口分布”、“三大方言”、“实录综述”等九篇组成。
100万字的《苗学通论》，文体突破固定模式，文字生动通俗，信息含量大，具有较强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贵州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于2008年12月11日在贵阳林城饭店召开了《苗学通论》出版发行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贵州省人大副主任顾久，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原贵州省人大副主任杨序顺，以及专家学者共40余人。
省人大副主任顾久第一个发言，他是贵州的文化名人，发言非常精彩，他说，朝江先生的《苗学通论》是一本很有功力的书，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书，读着它是一种享受。
第二个发言的是原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同志，他说：我今天是专门冲着这部书的作者来的。朝江同志原来是我们省委组织部的干部，他亮丽转身，由一名党政干部转变为专家学者，他是机关干部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个，我特别要赶来向朝江同志表示祝贺！
原贵州省省长、省苗学会会长王朝文说，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我感慨万千。《苗学通论》是迄今为止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的第一部，将来还会有更多以一个民族为对象的通论出现。我诚心祝贺朝江同志的成功！
本来，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布依学会会长王思明也要来参加出版发行座谈会的，但因家中临时有事，他委派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郭俊来参加。
郭俊说：我受贵州省布依学会王思明会长指派，参加石朝江先生《苗学通论》出版发行座谈会，心中感到十分荣幸并感谢。石朝江先生可以说是我国少数民族现代著名的哲学史家。他所撰写的《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苗族文化研究》、《苗学通论》等论著迭相问世，奠定了他在苗族哲学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朝江同志八十年代中期，曾任我的故乡——中共惠水县委副书记。那时他刚三十出头，意气风发，像似从苗乡土地上走出来的站在涟江神奇沃土上的一棵红高梁，深受故乡父老乡亲的爱戴。“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金”。后来，他立志做学问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书最能养目，也最能养心。读朝江先生的《苗学通论》也是一种荣幸！愿读者朋友们的慧眼和慧心有福。
《贵州日报》对《苗学通论》出版发行座谈会进行了报导，称：来自省民委、省社科院、贵州民院、省文史馆、省委讲师团、省文联、省民研所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苗学通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文献详实、分析深入、条理明晰、方法科学，是苗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构建了苗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对苗学学科建设和我省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苗学通论》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据说，本来是作为一等奖选项的，但领导小组的同志说，朝江同志上届的《世界苗族迁徙史》已获一等奖了，一等奖不宜集中，可将一等奖评给其他同志。我认为，这是对的。
(续)
我的苗学研究(五)
石朝江
2010年，我凭据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被评聘为二级研究员，这是社科系列的最高职称的了，一级就是院士了（国家对社会科学不评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自评学部委员，享受院士待遇，劳动人事部不认可），作为农民工进城，我已经很知足了。
职称到顶，研究还没有到顶，我的研究计划还没有完成，而且还有新的研究任务压下来。
我的主攻方向是苗学，但在社科院既当专家，又当领导，必然要承担一些省级的其他研究项目。上级交办的任务要完成，但主攻方向始终不能变。
我在前面说过，有一些项目是穿插着进行的。我穿插着进行的项目主要有：
一是《贵州就业与再就业研究》，这是2001年下达的一个省长资金课题，当时一共下达的是5个课题，一个院领导牵头完成一个。我带着所里的同志，一年多点就完成了该研究任务。本书25万字，由我主编，200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是《贵州建设避暑大省研究》，这是我申报的2006年省长资金课题，我领着两名青年科研人员完成了该研究报告（4万字），2007年8月31日，“中国避暑之都·贵阳”科学论证会在北京中国气象局召开，我应邀专门介绍贵阳的气候及环境，由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学会专家组成的论证组经过认真评议和论证，贵阳市荣获“中国避暑之都”称号。
三是《中国史前史研究》，这是我申报的贵州省高层次人才特助经费项目。由于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研究苗族必然涉及中国上古史。院里要求带头申报课题，我设计报了并不期望立项，但还是立项了。立项就要积极完成。我断断续续的花近三年半时间，完成了该项目研究。2012年，由省委宣传部资助，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史前史读本》。北京的一些书店及网络，将《中国史前史读本》列为畅销书推荐。
四是《贵州民族地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这是一个省长资金课题，我只带领一个青年科研人员，历时半年多就完成了。该研究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五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苗族卷），这是由上海出版集团策划，国家民委作为总顾问单位的国家重点对外交流图书，我担任（苗族卷）主编是国家民委推荐的，因为太忙我曾另荐一位同志出任（苗族卷）主编，但该同志半路退却了。我只能硬着头皮承担下来。我组织十多个科研人员，断断续续花了3年半时间，终于完成了（苗族卷）的编写。《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苗族卷）正在上报相关部门审查，有望明年出版。
还有其他研究项目，不再一一赘述。
上述研究任务要完成，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苗学研究上，大量的研究撰写苗学论文，这才是我第一位的任务。因为我还有两部通论要出版。
2004年，省人事厅下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制方案，该方案不设专职党委副书记。我已经多年来以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分管科研了。我向组织上提出，由党委副书记改为副院长，单位主要领导劝我要慎重，因为党内职务比行政职务重要。我才不这样认为，我写了书面报告。省委讨论之前，记得当时省委副书记孙淦找我谈话说，由副书记改为副院长，给外的印象是降职使用了。我回答，孙书记，我不在呼，我就是一个做科研和管科研的人，由副书记改为副院长更好，外面认为副书记是个党务工作者，副院长则是个专家。后来省委研究同意，我由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改为副院长。
我是历来拒绝采访的，2010年，《贵阳日报》青年记者郑文丰，通过朋友介绍硬要采访我，开始我和以往一样，一口拒绝的。但后来我还是接受采访了。一是我经不住郑记者的磨了，二是我被郑记者的职业精神感动了，破例接受了他的采访。郑记者是一个思想敏捷的人，特别善于抓重点，善于洞察一个人的思想走向。采访完之后，没几天，他就在2010年5月20日的《贵阳日报》上，以“为苗族文化寻找出口——访我省著名苗学专家石朝江”为题，报导文章几乎占了一张报纸的版面。
郑文丰记者以三个小标题概述了我的基本情况，一是“累于仕而解于学”； 二是“比较视野下的苗学突围”； 三是“耕外全无事，胸中无有天。”郑记者写的太符合我的实际了。
2015年，贵州省人才办和贵州省民委共同资助，我的第二部通论即《苗学通论续论》（100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贵州苗学会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了《苗学通论续论》出版发行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该书又予以高度评价。
(续)
我的苗学研究(六)
石朝江
我的苗学研究目标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明朗起来的，这就是：一个体系(中国苗学)，三个专史(哲学史、迁徙史，战争史)，三个通论(苗学通论、通论续论、通论再论) ，这是既定的基础目标，我给自己规定，要在70岁时必须完成“一三三”的研究任务。
我今年70岁了，最后的一部《苗学通论再论》(100万字)还未出版。未能如期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原因主要是：
一是帮助老领导执笔撰写《1949年贵州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纪实》。就在我专心至致研究撰写第二《苗学通论续论》的时候，2009年元旦，我的老领导王瑞迎老院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家一趟。到他府中后，他对我说：我现身体远不如前了，看书眼花，写字手抖，我想拜托你做一件事，把1949年贵州建立各级人民政府的情况纪实下来，我把所收集的资料全部交给你。王瑞迎同志是我很尊重的老领导，我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了下来。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把他提供的资料认真阅读了，又花3个多月时间，写成了《1949年贵州省建立各级人民政府纪实》一书（12万字），该书署王瑞迎著于2014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本来，王老院长要我单独署名或者和他一道署名，但我都没有同意，因为思路和资料都是王老院长的，他又是那段历史的经历者，我是决不能署名的。
二是调研撰写《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石赞清出生于黄平旧州寨勇村，是我的第5代叔公。上大学时我就开始搜集石赞清的资料了，但因为忙于苗学研究而搁置下来了。2012年，黄平时任县委书记要求我把石赞清的事迹写下来，说县里要准备建“石赞清纪念馆”，并提供了2万元的调研经费。我带着爱人花了3个多月时间，沿着石赞清当年的足迹跑了一遍，获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此时，我的女儿石莉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她到天津、北京收获了大量的石赞清资料，包括石赞清的奏章，清朝庭对石赞清的嘉奖，石赞清的感恩信件等等。由于资料充分，我只静下来撰写了8个多月，50万字的《晚清名臣石赞清传》即脱稿了，由黄平县出资，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
写石赞清我太赶时间了，完全是在拼命，写生病了还不舍得时间去住院，只是步行到医院输了9天液。书写成了，出版了，黄平县委班子变动了，建“石赞清纪念馆”也就变成了泡影。但学界充分肯定《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给予高度评价，这多少给我带来一些安慰！
黄万机研究员在《贵州社会科学》发表了“义色英声动天地—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的书评文章，他说：“有清一代，出现了许多名臣。在他们之中，有的爱国忠君，体恤民众；有的清明仁恕，廉洁威严；有的竭尽守职，勤于政务。黔籍大臣石赞清则兼而有之，为我国晚清名臣之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石朝江研究员，从事苗学研究多年，著述宏富。他的高祖就是石赞清的三叔石荣山，从小就听长辈讲述襄臣公的故事，很敬仰这位族中的英雄人物。上世纪90年代，曾赴北京，天津筹地征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石赞清其人其事》。近年，得不少友人的支持和鼓励，决心撰写《石赞清传》。今年春夏之交，偕夫人北上京、津和冀、湘各地，从故宫历史博物馆征集档案资料数十件，又得社科界多位专家的热情帮助和激励，获益颇丰。返筑后，熬更守夜写作，几至废寝忘食，终于完成洋洋五十万言的大作，了却一桩心愿；也为黔中和全国塑造了一位民族英雄的伟岸形象。在此，为石朝江君及令嫒石莉贺！也为黔中文史界有如此新作贺！”
贵州大学卢学琴以85岁高龄，在《贵州政协报》发表了“使君一去不可留,十万人家泪如雨—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的书评文章，她说：这段时间天气很冷，外面凝冻、飞雪，我坐在铁炉子边硬是把《晚清名臣石赞清传》复读了两遍，我深深地被石赞清的精神打动了……石赞清在与天津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津民们尊称他为“石父母”、“石府尊”。在他调离天津时，十万津民含泪送别十余里，盼他再回来。当时津人郝缙荣作诗云：“冰冻河桥霜气苦，萧萧别马嘶前口；使君一去不可留,十万人家泪如雨。”《天津府志》记载：“去任，绅民泣送数十里”。可见离别时的那种场景，多么感动人！
萧洪恩教授在《贵州大学学报》发表了“民怀其惠，夷慑其威—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的书评文章，他说：“《晚清名臣石赞清传》不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位由贵州走出来的历史名臣，说明远在荒陬蛮荒之地的人们亦可下学上达，有所作为；而且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时代正直中国人的多样人生、华丽风彩，特别是在当下时代，美帝国主义遏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周边小狗狂吠，我们如何从历史教训中加以总结，《晚清名臣石赞清传》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好的教材。”
陈训明研究员也撰写了“凛然正气斥英酋—读石朝江、石莉《晚清名臣石赞清传》”的书评文章，他说：“石赞清可谓科举制度下外省贫寒子弟苦读成名的代表；修身齐家、奉公守法、遵从王命、体恤子民的模范官吏的代表；以苦读求取功名、饮誉天下，然后又利用一切机会报效乡梓的代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和天津前后，满朝文武一片颓丧之际，时任天津知府的石赞清在城破之前身先士卒，积极备战；城破后，断然拒绝侵略者要他让出官舍的无理要求。恼羞成怒的英军将他绑架之后，面对狂傲嚣张的敌酋，他不仅没有一丝畏惧、半分退缩，而且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绝食三日以示抗议，大大激发了广大天津市民反抗侵略者的热情，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巍然正气与中国士大夫威武不能屈的光荣传统……本书作者从石赞清出生之地和求学之地开始，沿着他的足迹，把他进京应试，先后在直隶省任阜城、献县、正定、卢龙等县知县，芦台抚民通判，以及永定河北岸同知；在北京任顺天府治中，代理通永道和霸昌道；到天津任知府；回北京任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然后赴长沙任湖南布政使及护理湖南巡抚，最后又回北京，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等职，直到去世归葬贵阳等所居留过的每座城市乃至每个官邸旧址以及相关地域，逐一考察，收获良多……更值得赞赏的是，他们写完此书之后，不是把这些资料居为奇货，秘而不宣，而是悉数公布，大部分影印全文，让日后有意者放心使用。可以断言，从今以后，凡是对石赞清事迹感兴趣者，凡是有意研究此人或撰写有关文章者，都不会不寻觅这本著作，并从中受益。” (石赞清书评引文多了，请读者理解笔者的心情) 。
三是应重庆彭水九黎集团之邀，研究撰写苗族七千历史文化展陈脚本。2015年初，我应邀到重庆彭水作学术报告，主讲蚩尤九黎部落的历史贡献，按照县委书记的说法，是帮助他们统一全县干部的思想，因为一些干部对建蚩尤九黎城有不同的看法。之后，九黎集团公司要我研究撰写苗族七千年历史文化展陈脚本。该脚本写成后，他们希望出成一本书，我又适当增加一些内容，县领导建议取名为《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该书形成较早，审查较严，已于2019年6月由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出版。
四是又立项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2010年，省规划办要我设计一个项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我设计申报了，由于我的研究任务重，立不立项我不在意，但2011年还是立项了。事实上，我是把手中的所有任务基本完成后，才启动《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研究课题，可以适当延期。2018年，《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通过国家社科规划办的评审验收。该书已获得省民宗局资助，目前正在出版社的编辑手中，可望在2020年出版。
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任务，使我要在70岁时完成自己的基础研究目标未能完全实现。不过，《苗学通论再论》已有80多篇文章了， 如果有单位资助的话，也可望在2020年或2021年出版发行。
(续)
我的苗学研究(七)
石朝江
我在前面说过，2015年，我应重庆彭水九黎集团之邀，研究撰写苗族七千年历史文化展陈脚本。该脚本文字不能长，又要把苗族七千年的历史文化基本说清楚，应该说，这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有鉴于彭水九黎集团的诚邀，有鉴于彭水九黎城的宏伟建筑，我把它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知难而上，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我又查阅了大量的史籍资料和书籍，花了一年多时间，撰就了苗族七千年历史文化展陈脚本。九黎集团要求将该脚本印成一本书，我又适当的扩展了一些内容。
本来，这本书我取名为《苗族七千年读本》，但是出版社不同意，彭水县的领导建议取名为《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我同意，出版社也同意。该书2019年6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昨天我还和出版社联系，现正在印书，由于印书数量大(50000册) ，要6月底才能拿到书。
我一生的苗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浓缩在了《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这本书中。我是根据蚩尤九黎城的宏伟建筑来撰就该历史文化脚本的，现蚩尤九黎城正在精心策划，怎样将苗族七千年的历史文化向公众展示出开来。届时，人们要了解苗族，了解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就一定要去重庆彭水蚩尤九黎城。
现将《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一书的目录录如下：
前言
第一单元 “东蒙”与伏羲太昊：苗族的启蒙时期
一、我国古代东方有一个“君子国”
二、“东方君子国”的首领号伏羲
三、伏羲太昊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
四、伏羲太昊建都宛丘、以龙纪官
五、伏羲与女娲源于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
六、《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在苗族社区广泛传承
七、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的考古学证明
八、苗族起源上古“东蒙”人的民俗印证
九、苗族悠久的历史得到学界认同和肯定
十、苗族先民最早进入稻作生产时代
十一、苗族是中国的一个母体民族
十二、中华第一陵
十三、历代人物为伏羲鼻祖题字
十四、伏羲时代是中国可考的历史
第二单元 “九黎”与蚩尤战神：苗族的英雄时代
一、蚩尤是伏羲太昊、少昊氏的族裔
二、九黎族最早进入中原地区
三、蚩尤的三大发明
四、学界对蚩尤三大发明的考证
五、九黎部族与炎帝部族和睦相处
六、蚩尤逐炎帝出九隅
七、阪泉之战促成黄炎联盟
八、黄炎与蚩尤涿鹿大战
九、蚩尤失败的原因分析
十、蚩尤虽败犹荣
十一、蚩尤桎梏化为枫木
十二、涿鹿大战的苗族板本
十三、蚩尤余部历史性南迁
十四、苗族尊蚩尤为英雄的祖先
十五、蚩尤被妖魔化
十六、河北涿鹿三祖堂
十七、山东阳谷蚩尤陵
第三单元 “三苗”与罐兜流放：苗族的衰退时代
一、九黎余部退至长江流域建立三苗国
二、尧与三苗首战于丹江之浦
三、尧窜三苗于三危
四、尧放罐兜于崇山
五、舜干戈不用三苗服
六、舜视三苗为四凶，分北三苗
七、舜征三苗，道死苍梧
八、三苗与禹合作治水
九、大禹治水疏通九河
十、治水成功，大禹向三苗发起灭绝性战争
十一、学界对华夏与三苗战争的考证
十二、残酷战争后，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
十三、屈家岭文化当是三苗文化的遗存
十四、苗族先民参与缔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
第四单元 夏、商、周时期：苗族处“南蛮”
一、华夷五方格局
二、苗族处“南蛮”
三、“荆蛮”兴起
四、“商师征荆蛮”
五、周昭王亲伐“荆蛮”
六、周穆王亲讨“荆蛮”
七、周宣王派方叔率师伐“荆蛮”
八、东周“失控”
九、“荆蛮”分流
十、中原文化与荆蛮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五单元 春秋战国时期：苗族是楚国的主体居民
一、楚国的建立与范围
二、楚国以南蛮中的荆蛮为主体
三、楚“大启群蛮”
四、楚争霸中原
五、楚将庄蹻入滇
六、楚国灭亡
七、苗民四处逃散
八、楚国苗巫文化
九、楚国诗人屈原
十、秦楚是对中国统一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第六单元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苗族主体处武陵、五溪
一、苗民向武陵山区流徙
二、秦朝始建黔中郡
三、反对王莽篡政
四、“武陵蛮”盛
五、刘尚遭“军没”之灾
六、马援困死“壶头山”
七、三国时代居东吴
八、“流徙五溪”
九、“荆雍蛮”
十、蛮王“内附”
第七单元 唐宋元明清时期：苗族主体移居大西南
一、大量苗族流向贵州
二、“以其故俗治”
三、“生苗”与“熟苗”
四、雷公山“生苗区”
五、腊尔山“生苗区”
六、雍乾起义
七、乾嘉起义
八、咸同起义
九、三大方言区
十、贵州大本营
第八单元 中华民国时期：苗族反抗国民党统治
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副总指挥——王宪章
二、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
三、海南“五·一三”大屠杀
四、同一时期，国共两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态度截然不同
五、民国时期苗族人民反抗斗争不断
六、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滕代远
七、红军长征过苗族地区
八、苗族老红军代表——陈靖
九、苗族地区革命根据地
十、苗学三杰
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苗族结束了苦难的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奉行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
二、苗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一大批苗族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四、党和政府帮扶苗族人民摆脱贫困
五、苗族地区教育
六、苗乡交通
七、苗乡医疗
八、苗族文豪—沈从文
九、苗族省长—王朝文
十、苗学研究成果斐然
第十单元 迁徙至海外：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演变为世界性的民族
一、迁入越南
二、迁入老挝
三、迁入泰国
四、迁入缅甸
五、移民美国
六、移民法国
七、移民圭亚那
八、移民德国
九、移民澳大利亚
十、移民加拿大
十一、移民阿根廷
结束语
《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这本书，基本反映出苗族700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建议广大苗族同胞、民族人类学者不防把这本找来读一读。
(续)
我的苗学研究(八)
石朝江
2008年，我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巡视员；2011年，我不再担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巡视员；2015年，我满65岁后退休。巡视员只享受正厅待遇，不再参与领导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握，我研究成果出得最多最快的是任巡视员期间和退休后。
我没能按自己的计划出版《苗学通论再论》，即“一三三”计划的最后一本书，除了与我在上一篇说的那些原因外，还与我主编两本书有关。
一是主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2010年，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建院50周年(1960年建立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63年解散，1978年恢复，1979年升格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全国地方社科院都是以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建院时间) ，院党委、行政决定编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并提前两年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历史研究所。但一年过去了，历史研究所连个编写提纲都拿不出来，院党委书记金安江同志作急了，他找我谈话，要我亲自出马，亲自操刀。我3天拿出编写大纲，我召集历史所全体科研人员，按照编写大纲在院内外大量搜集资料，并象征的安排每一个人承担一个小节的撰写任务。此时扣去出书的3个月时间，实际编写只有8个多月了。虽然安排历史所的同志每人承担了一个小节的撰写，实际上他们交稿上来，我都要在他们草稿的基础重新大量地改写。在编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的8个月时间里，我开始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要完成3000字，后降为2000字，大量的表格制作交给历史所的年轻人。硬是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的编写任务，在庆祝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建院50周年的大会上，将书发给了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外省兄弟社科院领导应邀来的不少，都赞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史》编得好。该书电脑显示64万字，印成书后版面文字80万字，印精装本。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感觉到那个时候精力好，要是在今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了。
二是主编《追梦韶光—黄平旧州中学“老三届”离校50周年师生聚会资料汇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平旧州中学虽然只是初中部的区级中学，但却是贵州的一所名牌学校。从这所区级中学走出来的人才还不少。2017年，在贵阳和凯里的一些“老三届”同学提议，决定举办2018年黄平旧州中学“老三届”离校50周年师生聚会。为了把聚会搞得隆重些，有纪念意义，组委会决定，要排好一场戏，编好一本书，制好一盘碟子。我自告奋勇，宣布愿意承担编好一本书的任务。我在同学群中发征文启示，同时征集历史老照片。“老三届”的同学还真能写，居然在一年时间内，收到“老三届”同学的文章30余篇，诗词80余首，历史老照片120余张。我忙碌了半年多，把同学们的诗词和文章编篡起来，待聚会完，把聚会的集体照、班级照、同学照、个人照、节目剧照等收齐后，精装画册式的内部出版了《追梦韶光—黄平旧州中学“老三届”离校50周年师生聚会资料汇编》一书。黄平旧州中学“老三届”师生对这本书可满意了。
如前所述，我是把手中的研究任务基本完成后，才启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不是我不重视该项目的研究，而是认为该项目太重要了，只有把手中的其他任务都完成了，才能静下心来专攻这个突破性的研究项目。
该项目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苗族的历史由5000年上溯到了7000年。我之所以能顺利为蚩尤九黎城撰写了苗族七千年历史文化展陈脚本，当然是借助了为该项目研究而准备的前期资料的。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5000年，是以司马迁《史记》黄帝打败蚩尤为起始的。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现，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中华文明不是5000年，而是7000年。作为中华民族中两个最为古老的民族，不仅汉族的历史渊源可以向前追溯，苗族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向前追溯。《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就是研究苗族的早期历史，追溯苗族最早的历史渊源。
苗族史研究最权威的《苗族简史》和《中国苗族通史》，这两部著作基本理清了苗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但由于受传统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观的影响，都只把苗族的历史渊源追溯到与炎帝、黄帝同时期的蚩尤九黎，而实际上，蚩尤九黎还不是最早的。《中国苗族通史》的作者伍新福教授是苗族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认为蚩尤九黎源自太昊、少昊集团，把苗族的历史渊源向前追溯了。我的研究与伍新福教授的研究不谋而合。
《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这个课题，其中的第一编和第二编，就是研究论述蚩尤九黎源自伏羲太昊及少昊氏的。比如第一编第一章，就涉及到伏羲太昊的文献记载资料，苗族心史记载资料，历史学家考证资料等。第四章就涉及到“东蒙”名称的由来，“东蒙”为古苗人的考证资料，“东蒙”为古苗人的民俗资料，“东蒙”为古苗人的考古学资料等。第二编第一章就涉及到记载蚩尤源自“东蒙”古苗人的资料与考证，记载蚩尤为九黎之君的资料与考证，记载九黎族地望的资料与考证等。
虽然在这之前我已写文章论及蚩尤九黎源自伏羲太昊及少昊氏，但作为国家级课题来论述这个问题，这还属于第一次。当然，苗族源于伏羲太昊及少昊氏，苗族的历史渊源已有7000年，虽然我是根据大量的民族人类学资料(含中国史籍记载资料、民族心史记载资料、专家研究考证资料、考古发现印证资料) 而得出来的结论，但要做到人们普遍地接受，这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续)
我的苗学研究(九)
石朝江
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我查阅了大量的中国史籍记载资料、历史学家研究考证资料、民俗印证以及心史记载资料、考古发现的证明资料等，最终得出重要结论：
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东部的“东蒙”人和生活于西部的“西羌”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东蒙—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等；西羌—神农—炎黄—华夏—汉族等。东蒙是源，九黎、三苗、荆蛮等是流；西羌是源，神农、炎黄、华夏等是流。著名的涿鹿大战，是源于西部“西羌”的黄帝打败了“东蒙”人蚩尤，战败南迁的部分“东蒙”演变为苗、瑶、畲等民族。而留在原地的“东蒙”人至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春秋战国前后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
我的这个重要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实际上，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史学家论述到这些重要的史实了。我只不过把他们零星的论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之系统化而以。要说真正的知识产权，这些史实结论还应该归功于一批默默耕耘的史学家。
我们先说“西羌”源头。
6000多年前的“西羌”，又曰“氐羌”，是中国的一个母体性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历史上的“西羌”已经繁衍发展成为现当代的多个民族。费孝通先生把“西羌”或羌族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据学界考证，接受“西羌”输血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西羌”中惟有岷江上游地区的一支基本沿袭古老的生活方式，顽强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依然以一个独立的民族形态一直留存到今天，这便是生活在岷江上游河谷地带的当代羌族。
中国史籍记载，炎帝、黄帝源于“西羌”。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少典之子也，姓公孙，名曰轩辕。”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性，……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
《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西羌”或“氐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在今甘肃、青海、陕西地区的有：先零羌、烧当羌、钟羌、勒姐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沈氐羌、虔人羌、牢姐羌、卦养羌、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当阗羌、滇那羌、黄羝羌等；在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在今西藏有发羌、唐牦；在今内蒙古有南山羌；而西南地区则有牦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等。
上古时期生活于我国西部的“西羌”人或“氐羌”人，当然不是天外来客，自有其来源。但“羌人”或“氐人”的祖先又是谁？从何而来？中国史籍没有记载下来。
百度对“西羌”或“氐羌”的解读是：“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羌族。”
刘起釪在《古史续辩》中考证说：“少典出自氐，有蟜出自羌。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两族为止呢？其实还不是。少典、有蟜仍然自来，姬姜两姓的族系渊源还可以追溯得更远，那就是古代的氐、羌两族……华夏族最早的祖先分别被称为姬姜两姓的黄帝族、炎帝族，是由称为少典、有蟜的氐、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炎帝姓姜，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大概是牛图腾的氏族。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得黄帝族的援助，攻杀蚩尤。”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说：“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歧山东，是渭水的一条支流。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
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说：“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楚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和有蟜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针对有人对《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存有疑意，特别强调指出：“记住自己的根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血缘纽带的松驰，但始祖及其发祥地，还有那些留下辉煌业绩的祖先，会通过口耳相传，纳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所以《国语》中关于黄帝、炎帝族源的记载，可信性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
炎黄即华夏族源于西部“西羌”或“氐羌”，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证明，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说：“在渭水流域和甘陕地区，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类新石器遗址被统称为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当，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要早1000年左右，但同半坡类型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以视为半坡类型的前身。”
张润平在《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中说：“先秦史其实是部夷夏形成史或由夷变夏史。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由羌族先民创造的华夏文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及其在古代发展过程的完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绝对性的贡献。汉族是在不断吸收各种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融和各个民族的过程中，由最早的极少数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上古时期居于我国西部的“西羌”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源头。炎帝、黄帝源于“西羌”。“西羌”是源，炎黄、华夏是源。“西羌”不仅是华夏族即汉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我国西部众多民族的祖先。现当代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与上古的“西羌”有着直接的血脉关系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续 )
我的苗学研究(十)
石朝江
现在，我们需要用一篇论文的篇幅，来说说“东蒙”源头。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东蒙”就是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方的古苗人。
从中国人类学的资料（包括史籍记载资料、学界考证资料、考古发现资料等）看，“西羌”族群出现在6000年前，以游牧业为主；“东蒙”族群出现在7000年前，以农耕业为主。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列表第三》中曾感叹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在世界人类文明中，早期东方文明是先于西方文明的。在中华文明中，早期东部文明也是先于西部文明的。
一、中国史籍记载“东蒙”人的资料
中国史籍记载我国东方有一个“君子国”、“不死国”。“君子国”、“不死国”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山海经·大荒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
从上述记载可知，上古时期，在我国东方有一个“君子国”、“不死国”或“大人国”。那里的人都是黑色的，个个长寿，人人不死。李贤注引《山海经》曰：“不死人在交胫东，其人为黑色，寿不死。”
继《山海经》之后，“君子国”、“不死国”、“大人国”就相继出现在了大量史籍中。
《淮南子·地形训》：“东方有君子之国。”
《说文》：“凤，神鸟也”，“凤之象也……燕颔鸡啄，
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国。”
《后汉书·东夷传序》：(东方)“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
《说文》：“鳳，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东方之人”。
从以上引文可知，东方有君子之国，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神鸟凤出于东方君子国。
《博物志》：“君子国人……好礼让不争。“
《后汉书·东夷传序》：(东方)“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以道御。”
《说文》：“东夷从大人也。夷俗仁，故有君子不死之国。”
先秦文献记载 东方君子国好礼让而不争，天性柔顺，通情达理，民风清淳。所以《山海经》、《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称东方人为“君子国”或者“大人国”、“君子不死之国”。“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凤”是东方人风姓集团特有的标记，与黄帝发生战争的蚩尤，就出自上古“东蒙”人的风姓集团。故知史籍记载的“君子之国”就是上古时期的“东方蒙人”，且就是风姓诸国的部落群团。因为“仁义”是“东蒙”人的礼俗，这也是“东方君子国”、“大人国”或“不死国”名称的由来。
《山海经》记载“东方君子国”的首领叫帝俊。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东方日月所出之国的首领叫帝俊，妻叫娥皇或常羲。
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中考证说:“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张碧波在《三皇文化论》一文中，曾据汉代高诱注称：“娲，古和字”，认为“《山海经》所言：女和月母，当指女娲，娲与和音近假用，则女娲又作女和。伏羲之后裔为‘羲’，而女娲之后裔为‘和’。”
可见，《山海经》记载东方日月所出之国的首领帝俊应为伏羲，其妻娥皇或常羲应为女娲。
继《山海经》之后，众多史籍也记载了“东方君子国”的首领。
《帝王世纪》：“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易系辞传》：“帝出乎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东至日出之次，槫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
“帝出于震”，帝指太阳神伏羲。震当训作晨，就是日出于晨，日出于东方。就是指“东蒙”人的首领伏羲出现在东方。古人排列五行方位，东方是木，木代表春天，而春天是万物萌生、促成新生、爱护新生、帮助生长的季节，后人由此引申出“仁者爱人”。 又：
《拾遗记》：“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释文》：“包，本就作庖。郑云：取也。孟、京作伏。牺，郑云：鸟兽全具曰牺。孟京作戏，云伏，服也；戏，化也。”
《白虎通义·号篇》：“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拾遗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百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羲，亦谓伏羲，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羲。”
《白虎通义》引《含文嘉》：“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也。”
《礼记·月令疏》引《帝国世纪》：“取牺牲也供庖厨，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太昊庖牺氏，风性，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
《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世经》：“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
《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太嗥以龙纪。”
《荀子·正论》云：“自太嗥燧人莫不有也。”
《吕氏春秋·十二纪》载“太嗥伏羲氏。”孔颖达《左传疏》云：“太嗥身号，伏羲代号。”《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嗥。”高诱注：“太嗥，伏羲氏。”
《拾遗记·卷一》："昔者人皇蛇身九首。”
《拾遗记·卷二》："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路史·太昊》："伏牺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二年而生庖牺。”
《简易道德经》：“世物，唯日光明，世人，唯羲磊落。齐奉羲如天上之日，始之号昊。”
上述诸多记载可知，“东蒙”即“君子不死国”的首领为伏羲。伏羲生活于东方，兼有太阳的光明，所以又称作太昊。由于上古代没有文字，先民事迹多赖后人一辈辈口耳相传，加之古今方俗之异，后来见诸文字，便出现同名异形现象。同一位伏羲，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古籍中便有不同的写法。伏羲、伏戏、包牺、庖牺、炮牺、伏牺、虙羲、虙戏、宓羲、宓戏等，均属音同音近相代。又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不同时期的学人对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评价，便出现同人异号现象，所指实一。如太帝、太昊、太暤、春皇、木皇等，均属于因事立称。所说的都是伏羲氏。伏羲是“东蒙”人即“君子不死国”之大首领，大酋长。
大量的中国史籍记载，伏羲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我曾经将伏羲或伏羲时代的一系列创造发明归纳为八大组，即：观天象 制历算；结网罟 驯家禽；兴庖厨 行医药；画八卦 刻书契；定姓氏 制嫁娶；兴管理 造干戈；化蚕制衣 制乐创歌；建都宛丘 以龙纪宫。
在早期中华文明中，伏羲太昊氏可谓劳苦功高，功劳巨大。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将伏羲视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说： “伏羲氏族是上古人类开化程度最高的氏族，进入文明阶段，继天而王，以理海内，首德于木，为百王先，故《易》称帝出于震，建寅孟春，都于陈，东封泰山，禅云云。”
蒋南华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说：《尚书·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今天我们使用的中文方块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前约定俗成的伟大创造，它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行用至今，千秋万代永无穷尽。它不曾因秦汉之兴而兴，亦不因秦汉之亡而亡。它也绝非是汉民族的发明专利，早在汉民族产生之前的几千年前特别是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以“苗蛮“为主体居民的河姆渡文化及其稍后的良渚文化时代，它就在中华大地产生和行用了……中国文字被称之为“汉字”，其实是很不确切的，也不符合其历史的真实。为了还其文字产生的历史真实，还其文字的发明创造权于中华各民族人民，应取消“汉字”的说法，而称“中文”或“华文”。
早于西部“氐羌”人的东部“东蒙”人，以及伏羲太昊、少昊的事迹为何为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应该说，这是因为不同部族间的冲突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历史上黄帝打败蚩尤，尧舜禹征讨三苗，夏商周征战南蛮、荆蛮，秦国灭掉楚国等重大历史事件，使得“东蒙”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曾说：“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应为东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正因为不同部落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属于华夏系而又早于炎黄的伏羲太昊及其原始部族，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下来了。
二、学界研究考证“东蒙”人的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资料，国内外学界对“东方君子国”即伏羲太昊部族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考证。
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
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太嗥，号伏羲氏……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
苗青在《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考证说：在那悠悠昊天的东方寰区，在那茫茫旷世的大地中间，有两条河，一条叫浑水河，一条叫清水河……据苗族先辈的老人们代代相传下来，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这个大的部落部族，居住地域方圆数千里……这“蒙”(hmongb)的名称算是最古老的了。
可以看出，翦伯赞、郑天挺认为君子国是“东方夷国”，王献唐认为蒙在东方，故言“东蒙”，伏羲为蒙族，范文澜、郭沫若认为伏羲与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苗青则直接运用苗族人类学的资料，苗族代代相传下来，自己的祖先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是一个叫“蒙”的大的部落部族。
为了证明7000前“东蒙”人的客观存在和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部族，在这里，我们不加任何评论，看看一批史学大家及知名学者是怎么说的。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者又不知几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臂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蒙文通在《古地甄微》中说：“因疑苗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于是我东方璀璨之文化，滋与于斯，而展于三河。正所谓因天时地利，而文化之兴，固自非偶然之故也。”他还说：“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渐西，即汉族以外之民族。”蒙文通说的“汉族以外之民族”，即苗族。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在华夏从西部来以前，中国土著还有苗民一族，实属最容易想到的事情。”
石宗仁在《荆楚与支那》考证说：“苏南有茅山，苏北有苗山，亦是苗蛮族‘族之所在，地名随之’的遗存……‘茅’‘苗’音转，茅山即苗山……山东省南部有蒙山，安徽北部有蒙城，砀山县有芒山，河南永城县(与淮北市邻近)有芒山。蒙山、蒙城、芒山等地名群落在鲁、皖、豫交边地区，均与苗族族称有关……今贵州、云南苗族，仍自称为蒙，为芒……蒙、芒当是同一苗蛮族自称在鲁、皖、苏、豫大地上的残存。”
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年至数万年，这个发展进程从未中断，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并非起点，向上溯还有很长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起源阶段。当时(炎、黄、蚩尤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古人长期生活在华北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我们将这些中华古人称为古苗人，将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为古苗人时期……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
法籍耶稣会士，神学家兼著名汉学家戴遂良牧师，1903年著有《历史文献》，1919年著有《历代中国》。他在《历史文献》中说：“史前期在中国出现的野蛮人被叫做‘夷’。”而在《历代中国》中则改变说：“他们则叫做‘苗’。”他还强调说：“有三个人的名字，可以用来概述中国的史前历史—伏羲、神农、黄帝……相继经过人类发展的三个文明阶段后，就到了中国古代帝国的时期。”
郭克煜等著的《鲁国史》中考证说：“在古史传说中，曲阜一带属古夷人(应为古苗人或东蒙人)居住地，有关东夷人的最古传说是太昊的事迹。太昊或作太皞……是八卦的创立者……其后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小国，皆在今曲阜周围，由此可以推测太昊也是生活在曲阜一带的。”
伍新福在《中国苗族通史》中考证说：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伏羲女娲位”。所谓伏羲女娲，在苗族民间又俗称“傩公傩母”。至今苗族地区举行“还愿”祭典时，仍于中堂设傩公傩母的木雕衣装神像……史籍还记载，伏羲氏和东夷（蒙），以凤鸟为图腾，加以崇拜，而苗族的古歌说，是凤鸟孵化“蝴蝶妈妈”生下的l2个蛋，生出了虎豹、蛇虫和人类。
杨万选在《贵州苗族考》中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苗族为中国最古人种。”
由此可见，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昊时代，是中国可考的历史，是上古“东蒙” 即古苗人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三、“东蒙”直系后裔的心史记载资料
东蒙—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苗族。一脉相承。
关于上古“东蒙”的客观存在以及苗族与“东蒙”人的渊源关系，我们还可以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材料来加以证明。这主要是苗族的心史记载与习俗。
苗族古歌《跋山涉水》唱道：
来唱五支奶，来唱五支祖，歌唱远祖先，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哪里？从前六支祖，居住在哪里？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从苗族古歌中可知，苗族祖先原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的地方。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著的《苗族文学史》中说：苗族“《跋山涉水》把苗族的老家称为‘东方’……历史学家说：卵生的神话是古代东方民族的传说，苗族认为祖先是从十二个蛋中生出来的。苗族认为伏羲是他们的祖先，但这个伏羲也正是古代东方民族的太昊。”
《苗族史诗·溯河西迁》唱道：
来看看五对爹娘，六对西迁的先祖，在那生疏的年代，祖先住地在何处？
祖先住在欧整郎，波光激滟与天连；大地平坦如晒席，像盖粮仓的地盘。
“祖先住在欧整郎”，欧整郎是什么地方？苗语意译是水与地相平的地方，也就是“波光激滟与天连”的地方。
苗族《迁徙史歌》反复唱到：“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苗族最古老的祭祖歌《吃牯脏歌》，反复7次唱到东方老家乡：“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黔东南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日出的地方，在13年一届的杀牛祭祖时，未把牛砍死以前，必须把牛头扭向东方，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迁徙史歌》唱到他们祖先是“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歌中以很长的篇幅，表述了他们的祖先南渡黄河和西进的历史过程。
据王万荣先生调查，云南文山苗族有尚东的文化习俗。祭祖尚东：文山苗族的族祭，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踩花山”这一节日活动来进行的。在这一节日活动中，从立杆到祭杆都体现了苗族的尚东文化。立杆要将杆顶从东方立起，因为苗族的祖先起源于东方。祭祀者要面对东方，站立于杆前，烧香化纸，一祭天地，二祭蚩尤，三祭列祖列宗。婚俗尚东：文山苗族的婚姻习俗，当男方的接亲队伍将新娘接到新郎家，必须从东方进家。若男方家没有路从东方进家，新辟路径也得照此规矩办事。丧葬向东：文山苗族的丧葬为仰身直肢葬，死者头部向东。在苗族的观念中，苗族是太阳之子，其祖居地是太阳升起的东方，死后要将头枕东方，才能回到祖先的发源地，与列祖列宗一起团聚。
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说：“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
还傩愿是东部方言苗族对傩祭、傩仪和傩戏的统称。张应和在《湘西苗族还傩愿源流考》中说：“傩祭、傩仪和傩戏崇拜的始祖神叫‘傩公傩母’， 按苗族民间传说，他们是伏羲女娲的俗称……这进一步说明伏羲女娲当是苗族的始祖，还傩愿正是苗族祭祖的一大宗教活动。”周明阜在《湘西巫傩民俗探微》中说：“凤凰苗傩主要流行于凤凰、吉首、泸溪和怀化的麻阳等县市，傩公傩母与大庸高傩、花垣苗傩、保靖堂郎苗傩一样，皆源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故事。”
苗族老人去世，要请巫师唱《指路歌》、《焚巾曲》，操度其亡灵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英国牧师塞缪尔·克拉克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说：苗族“出殡由巫师开路，巫师先告诉死者如何进行一次抵达东方祖先处的长途旅行，他念到：现在我们送你到祖先那儿去，在路上，你要闯过很多难关，当你走过蜈蚣岭时，上面布满了许多蜈蚣，但你不要害怕，只管前进，当你爬雪山时，也不要怕冷。到了天国大门，守门老头会拦住不让你进去，你就告诉他，你是谁，以及你祖先的名字，他就会放你进去的。进入天国，你父母以及其他亲属，都会来迎接你，你将幸福也同他们一道生活。”
无论是中国的苗族或迁徙到海外的苗族，族中老人去世，要请巫师或歌师唱古老的焚巾曲、指路歌，指引其亡灵按照祖先迁徙的路线，一步一个地名地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然后从那里升天，到天上去与死者的众祖先亡魂团聚，而后过着犹如阳间一样的温馨、祥和的生活。在苗族人的观念里，死亡被认为是一次美妙的、通往生命之源的旅行。当然，暴死者或者死得太年轻的人，是没有资格回东方老家与祖先团聚的。
四、考古发现“东蒙”人的相关资料
我国东部文明先于西部文明，也得到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一万年前左右，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蒙”人或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口朝黄土背朝天”地经营稻作农业了，已经开始烧制陶器了，最初的图画文字也已经产生了。
从我国考古发现来看，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文化，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起，历经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东蒙”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我国学界多将上述文化统称为是“东夷”文化，这是不确切的。“东蒙”是源，“东夷”是流。上古“东蒙”人是夏商周时的“东夷”及“南蛮”共同的祖先，被称为“东夷”的人群已经不包括苗瑶畲等族的祖先了，并后来全部地触入了华夏集团、百越集团等。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贾湖村，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共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镟、骨针、骨锥、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还发掘出了碳化稻米及石磨盘、磨棒、石铲等农具，有反映稻作农业起源的大量炭化稻粒、豆粒等植物种子。还发掘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可演奏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还发现了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从文化年代及地理学看，贾湖文化是上古时期“东蒙”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后李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死者头向多朝东。后李遗址所在地是上古“东蒙”人活动的地方，后李人死者头向朝东埋葬与现苗族老年人寿终正寝时头向东，唱《焚巾曲》指引亡魂，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焚巾曲》所说的东方，亦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指“东蒙”人之古地。
河姆渡遗址遗址发掘出了距今7000年前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各类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以及丰富的栽培稻谷、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获的禽兽的骨骸以及榫卯接合等工艺成熟、建筑结构复杂、有廊有柱的干栏式分间房屋等。专家认为，苗族吊脚楼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传承。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陶器上有双头鸟的纹饰，同现今黔东南苗族蜡染双头鸟的纹饰是一模一样的。
良渚文化反映出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并且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现的前奏。但是，对中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良渚文化不知为何突然间就衰落了，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纪仲庆在《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中说：“我认为良渚文化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俞美霞在《陶匏祭天的鸟纹符号探析》中说：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不仅有其文化上先后的传承关系，同时，在鸟纹图像上也有其密切的历史渊源……只是河姆渡文化的祭祀符号多是刻在象牙蝶形器上，而良渚文化的刻绘符号则多是在玉器上。
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像即是蚩尤像，蒋乐平先生也认为良渚文化为蚩尤文化，良渚文化的衰亡与黄帝战蚩尤有关。
王大有在《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中指出：苗族“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上插羽毛，这种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6500～4200年)—大汶口文化(6500～4500年)—龙山文化(4500～4000年)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于玉圭、玉钺、王冠上。”
综上所述可知，7000年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蒙”人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源头。这不但是有籍可稽、学者考证，还有民俗印证、考古发现证明。
如前所述，“东蒙”人是古苗人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苏秉琦教授生前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是有道理的。
(续)
我的苗学研究(十一)
石朝江
我的苗学研究，最终落在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上。前所述及，这虽然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的，但要做到人们普遍地接受，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以“东蒙与西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源头”为题，先后在贵州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委机关读书会、贵州民族大学、重庆彭水九黎城等开展学术讲座，可以说，反映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贵州文史研究馆的首场讲座，共有13家宣传媒体及网站进行了报导。
我是研究苗学的，为什么要涉及到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首先，这当然是查阅的资料多了必然得出来的结论；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针对徐旭生的三大源头论的弊端而深究得出来的结果（三大源头论的弊端在《中国史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中涉及，不赘述）。
我一生的苗学研究，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下来我再写点文章，出版《苗学通论再论》（100万字），完成既定的“一三三”计划，我就该休息了。
2015年，石莉博士和萧洪恩教授，收集对我苗学研究的评论和报导，在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
萧洪恩教授在“石温玉而生辉，人述学而精存”的序言中写到：石朝江先生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原副院长、巡视员。我与他交往有年，其苗学研究让我受惠良多，阅其著述之后，略有深意，是有《石朝江先生“苗学”书意》一首，以示崇敬、感奋之情：
灵心慧性书族史，深情执意探苗学。
博古通今呈精义，立己达人尽先觉。
先民逸响惊寰宇，朝江鼎言更艳绝。
过化存神即深邃，含英咀华肆意撷。
石莉在后记中这样写到：家父沉迷于苗学即苗族的人类学研究。1987年，我还在读小学一年级，一天放学时爸爸去接我，他告诉我，他已经从省委组织部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了。我问爸爸，在组织部工作好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好，他回答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好，可以看很多的书，还可以不坐班。我当时年幼不理解家父的想法。1999年，父亲的第一部著作《中国苗学》出版了，我才开始有点理解他为什么要弃政从学，为什么那样执着。再后来，他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他的人生追求。
现将萧洪恩、石莉主编的《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目录录如下：
石温玉而生辉，人述学而精存(代序)…………………………肖洪恩
石朝江苗学研究著作简介
《中国苗学》……………………………………………………………………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世界苗族迁徙史》……………………………………………………………
《战争与苗族》…………………………………………………………………
《苗学通论》……………………………………………………………………
《中国史前史读本》……………………………………………………………
《晚清名臣石赞清》……………………………………………………………
《苗学通论续论》………………………………………………………………
书序与书评
《中国苗学》——全方位研究苗族的一部力作…………………………………
苗学研究的新篇章——读石朝江同志的《中国苗学》…………………………
苗学领域的新发展——简析《中国苗学》………………………………………
苗族史与学的丰碑…………………………………………………………………
《中国苗学》——我国第一部全方位研究苗族的专著…………………………
苗学学科的百科全书………………………………………………………………
系统、全面、辩证地专门研究苗族，便可形成苗学……………………………
《中国苗学》序——兼论苗楚同宗共祖…………………………………………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学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来自苗寨的宇宙追问——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耕外全无事，胸中别有天——读石朝江先生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自信自觉与开创——读《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苗家生存哲学——读《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力作——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中国苗学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
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简评……………………
一本可以传之久远的书………………………………………………………………
苗族历史文化充满魅力，蕴蓄着无穷的奥秘………………………………………
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苗族迁徙历史的著作……………………………………
悲壮而辉煌的迁徙之路——读石朝江新作《世界苗族迁徙史》…………………
苗族迁徙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读《世界苗族迁徙史》…………………………
我国第一部以单一民族为学科研究的通论…………………………………………
十年磨一剑……………………………………………………………………………
无愧历史 无愧未来——评石朝江先生的《苗族通论》…………………………
苗学又有新的拓展——评石朝江的《战争与苗族》………………………………
苗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读石朝江的《战争与苗族》…………………………
使君一去不可 留十万人家泪如雨—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义色英声动天地——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民怀其惠，夷慑其威”—读《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凛然正气斥英酋—读石朝江、石莉《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石赞清与晚清湖南水上救生事业……………………………………………………
修史作传 可明得失…………………………………………………………………
贵州应成为苗族研究的大本营………………………………………………………
打造“蚩尤文化”品牌………………………………………………………………
抢救和发掘民族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和研究……………………………………
采访报道及其他
苗族是中国历史上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出版后反响好……………………………………
石朝江主持完成的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奖…………………………………
《苗学通论》出版发行座谈会举行………………………………………………
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石朝江先生《苗学通论》出版发行座谈会纪要…………………………………
《战争与苗族》出版座谈会在贵阳召开…………………………………………
石朝江先生《战争与苗族》出版发行座谈会纪要………………………………
《战争与苗族》出版引起较好反响………………………………………………
石朝江新著《中国史前史读本》出版发行………………………………………
为苗族文化寻找“出口”——采访我省著名苗学专家石朝江…………………
《晚清名臣石赞清传》一书公开出版发行………………………………………
石朝江新著《晚清名臣石赞清传》出版…………………………………………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石朝江考察报德清军墓……………………………………………………………
石朝江到贵州民族学院作关于“苗族历史与迁移”讲座………………………
苗学专家石朝江、杨茂锐考察文山苗族历史文化………………………………
贵州著名苗族学者石朝江、杨茂锐到麻栗坡县作学术考察……………………
后记
在发文章难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发表文章评说我的苗学研究成果，我很欣慰。几十年来，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也有点累，但我不怨不悔。
功名一时，文章千古。是王桐龄先生在其著的《中国民族史》中的区区几句话，决定和成就了我的人生。一个人能自己掌握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在社会科学院工作。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