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龄：为民族抒情言志的诗人

杨茂锐

潘俊龄的诗，饱和着深厚的苗族感情，具有强烈的苗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便是受着这强大的向心力的牵引而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在创作和已发表的诗歌中，对苗族感情最最深厚的、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色的芦笙》、《吹响我的金芦笙》和《我们是六百万、六百万株苗》。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为我们展现苗族人民的生活历史进程，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苗族风情画卷。

                         一

我和潘俊龄同是贵州凯里人，同是苗族。我认识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省苗学会成立之后，知道他是我们苗族的著名诗人，这是我们凯里人的骄傲，也是我们苗族人的骄傲。时间久了，我对潘俊龄慢慢地有所熟悉和了解。他1938年11月出生在贵州省凯里市（1956年前为炉山县）平良乡密浠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苗名叫waixdangk，即“天凳”的意思。六岁上学，五年级时因学费猛涨，家里贫穷，辍学在家帮父母劳动、放牛，1951年11月家乡解放后，1952年考入炉山民族中学，1955年考入镇远高中，1958年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至退休。1981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他是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苗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我是绿色的火苗》，散文集《我情思的蓝墨水哟》、《我攀着峻岭做你的近邻》、《贵州城镇漫步》（编、著）、《你的我的我们的声音》（编、著），《历史文化名城镇远揽胜》（编、著），和已摄制播映的电视、电影文学《重安江，重安江》、《诗魂一缕绕云飞》、《山水的拥抱》。组诗《苗家董存瑞之歌》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散文《四月八情思》获全国民族团结征文二等奖，特写《是她吗？是她，就是她!》获全国优秀广播作品二等奖，通讯《长征路上谱新篇》获全国边疆万里行征文二等奖，散文《犀牛淡水》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优秀作品奖，诗作《木叶又说话了》获贵州省文艺创作二等奖，《银碗又斟糯米酒》获贵州省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散文《重安江的节日》获贵州省文学创作优秀奖，诗作《紫荆诉》获贵州省迎香港回归征文二等奖，《柏景清新》获首届西柏坡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一等奖，读书心语获上海迎接新世纪月星杯读书格言优秀奖。有20多篇作品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当代诗人座右铭汇赏》、《中国优秀编辑记者获奖作品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20多种文集或高校、中师教材。采编的50万字《贵州城镇漫步》，电台连播报纸连载后由省长作序结集出版，被报刊称为贵州新闻史上第一部独特的省情教材。以现代意识开发贵州龙资源振兴贵州的见解《贵州龙要舞起来》，在贵州省政协大会发言和《贵州日报》发表后，被报刊说是一篇对发展贵州献计献策的好文章，选入《中华学人理论文献》、《中国世纪英才论著精粹》等多种图书。被评为贵州省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贵州省优秀新闻编辑、中华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二

   潘俊龄1956年读高中时就以“亚青”的笔名发表自己的处女作《为了建设美丽的自治州》，以后陆续发表不少的作品，上大学之后他的诗就写得更多。198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在收辑的74首诗中，就有73首是表述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的作品。这部抒情诗集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众多的读者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其写的《苗族新时代的颂歌——简评苗族诗人潘俊龄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的论文中写到：“苗族著名诗人潘俊龄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问世之后，获得国内外读者的好评。我国老一辈诗人贺敬之读过诗集以后，给作者写信说：‘苗族及其他各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已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和汉族文艺战线一样后继有人，是令人非常高兴的’，并祝愿诗人在创作上取得更大成绩。诗集出版后，由三联书店定购数百册，自香港向国外发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苗族民间故事《灯花》的译者君岛久子亲自向诗人索阅诗集” 。“从潘俊龄的笙歌中，我们听到了诗人的心声，听到了苗族人民挣脱锁链、走向社会主义新天地的跫跫足音。”“诗人将自己完全融化于整个民族之中，为民族传情，为民族代言，表达了民族的意愿，展现了民族的情怀。”白教授在论文中特别强调，“可以说，他的诗歌是苗族文学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见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的刊物《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中央民族大学吴德坤、贵州民族学院潘定智两位苗族教授在评论中指出：《吹响我的金芦笙》“富有苗族风情” 的“民族特色” ，主要“表现在抒发了真挚的民族感情” ，“描绘了多姿多彩的民族生活” ，“在艺术表现上也别具民族特点” 。吴、潘两位教授都是土生土长的苗族，熟悉本民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对诗集的评述入情入理，体味真切。（参见《富有苗族风情的笙歌——试谈《吹响我的金芦笙》的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邦君写的《金色的笙歌——苗族诗人潘俊龄诗歌浅论》认为：“潘俊龄的诗，不仅为民族的文化艺术增添了光彩，而且加入了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合唱，为诗坛的百花齐放增添了春色。”“民族感情，民族责任感，时代使命感，是潘俊龄创作的主弦，为我们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有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参见《黔东南文艺》1984年第1期，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艺探索》）。有评论说，“《金色的芦笙》写于1959年，《吹响我的金芦笙》写于1979年，两诗写作时间相隔20年，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有着内在的联系。作者通过苗族人民特定的感情寄托芦笙，概括了苗族人民两次挣脱枷锁获得新生的历史进程。两诗被视为姊妹篇，是诗人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金色的芦笙》通过一位苗族老芦笙手对‘闪闪发亮’的芦笙的赞美，回顾了苗族的战斗历程。 ．．．．．．诗人用芦笙发出的不同音响，形象地概括了千百年来苗族人民熬过的艰难岁月，奏出了苗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喜悦之情。但是，‘在那浩却的岁月，苗族的芦笙几乎被烧尽．．．．．．’‘四人帮’ 倒台后，苗族人民才又获得吹奏芦笙的权利。《吹响我的金芦笙》就是老芦笙手重获新生后借芦笙倾吐的心声。……苗族人民经过严酷的考验，变得更加坚强、成熟，眼界更加开阔、高远，他们正怀着宏伟的理想，充满青春的激情，去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金色的芦笙》和《吹响我的金芦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芦笙是苗族的整体象征。诗人选用芦笙作焦点，把‘我’ 、芦笙、苗族、祖国和党有机地凝结成一体，通过一点，写出苗族人民的生活命运和心路历程。两诗互有联系，又有侧重，别具神韵。前者感情充沛、奔放，唱的是欢乐颂；后者感情炽热、深沉，吹的是进军号，伴奏着苗家儿女向理想远行。时代的脉博在诗中跳动。两诗语言生动、形象，叠词、排比配搭得当，声韵和谐，节奏鲜明，使苗岭的山光水色，苗家的喜怒哀乐，得到了有力的艺术反映。”写于1986年初春的《我们是六百万、六百万株苗》，诗的开头写道：“我们是绿色的民族。”诗人在更其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塑造了本民族的形象：“我们滴着露珠的族称/是大地的复苏/是生命的清晨/是追求的蓬勃/是春天的微笑” ，诗的结尾深情礼赞：“我们有郁郁葱葱的灵魂，我们染绿了营养着人类的头脑！”如今，我们苗族已是一千万、一千万株苗。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芦笙是他们的标志，是民族的认同，凭着芦笙的旋律，居住在不同国籍的苗族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族胞。至此，潘俊龄这位新时代的芦笙手，他置身于时代，心系民族的抒情诗，别开生面，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三

   对于潘俊龄的诗歌，无论是国内外读者或是专家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客观的、公正的。他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是与他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与他的实践、阅历和刻苦努力以及忘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一，作者能创作这样有影响的诗歌，是因为他对本民族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感情就是指人们对本民族的一种深厚的情感。关于民族感情，周恩来对此有过很精确的论述，他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它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且在很长的时期还要存在下去，……对民族感情要适当重视，无视它是不对的。一个省，甚至一个县也会有地方感情，何况一个民族呢！”（转引《中 国民族报》2009年12日11日，王希恩，要重视民族感情）。作者出身于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贵州黔东南，从小就受到苗族文化的熏陶，听母亲讲《阿仰丽》的民间故事，讲述小姑娘阿仰丽怎样聪明勇敢想方设法除掉假冒外婆吃了自己妹妹的母老虎，受到大家的夸奖；听乡亲们对苗歌，摆古和老人们讲这样那样的传说。这些充满了善与恶相斗，美同丑抗争的传说、歌谣，滋润了小俊龄的心灵。他从小就牢牢记住了父亲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反歌：“太阳也锈了，月亮也锈了！血泪不生锈，血泪磨梭标！官家捉我我不怕，铁链拿当裹脚包！” 这就是苗族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壮烈呐喊。这就是苗族魂！是苗族感情！是苗族的心理素质和气质，给诗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感情构成了诗人创作的基点。他的作品基本上取材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历史。作者创作的“金色的芦笙” 、“吹响我的金芦笙” 、“芦笙传歌” 、“芦笙节，回来了” 等诗歌都是以“芦笙” 为题材。众所周知，芦笙既是苗族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传统乐器，又是苗族的符号和象征，是联系苗内部的纽带和桥梁。作者把自己称之为“苗家新时代的芦笙手” ，把苗族与芦笙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见，作者对本民族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第二，作者能创作这样有影响的诗歌，是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潘俊龄六岁读书那年，因听不懂汉语就问先生：“有苗家的书吗？”先生眼睛一瞪，鼻子一哼，竟发怒了，骂他是“想吃天鹅肉” 。先生的刺耳吼叫，在他幼小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乡保长和乡丁们追着来赶乡场的苗族妇女，剪破他们的衣裙，剪掉他们的发髻，不准她们说苗语，乡长保长恶霸嘴脸，更使他受伤的心灵笼罩着魔影。1949年11月11日，五星红旗飘扬在他的家乡，解放军解放了炉山县城。随后他亲自目睹了全国第一个苗族自治地方——凯里苗族自治区的成立；1956年在镇远上高中时又亲自目睹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成立。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苗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激发了作者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的决心和信心。大学毕业到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以后，他翻万重山吃千家饭，走访大娄山、乌蒙山、苗岭山的乡村和城镇，在寻找新闻素材的崎岖山路上披日戴月努力攀登，诗人的《凉风垭七十二拐行呤录》是他当年采访的言志和抒情：“弯弯拐拐，拐拐弯弯/起自深谷起自脚板/一次盘旋播一身热汗/一身热汗长一层景观/望不尽的曲折艰难/难不住不断攀登的肝胆/肝胆里的血蒸腾着志气/化冻的志气驱赶着严寒/迈步踏破冰封的世界/头颅高了飞雪的峰峦/把霜风变成爽神的凉风/衣衫更拍天振翅辽远/且喷一轮红日的光环/激励大山们竞雄夺冠。”这首诗后来在刊物公开发表。诗人丰富的人生生活和独特的工作经历，是诗人创作的基础和源泉。正如他在《回望我攀登峻岭的人生》中写到：“我庆幸自己能在人民中间采访写作，经受磨炼，积累经验，丰富人生。”

第三，作者能创作这样有影响的诗歌，是他终身努力和勤奋学习的硕果。潘俊龄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苗劲” ，他成为乡村学校第一个被骂为“想吃天鹅肉”的小学生，成为平良密稀村里第一个爬上陡崖砍下未曾有人砍过的那几棵岩柴的牧童。他小学未毕业就考上炉山民族中学。他初中、高中成绩一直很优秀，班主任的评语是：“学习积极努力，一贯刻苦钻研，做到不懂就问，各科成绩都好” ；1957年5月，镇远中学给他颁发的奖状写道：“潘俊龄学习刻苦钻研，学业成结优良，体育锻炼积极，工作踏实，原则性强，团结同学好，特发给奖状。”潘俊龄上大学期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他克服饥饿、浮肿等困难，抓紧大学这个人生的关键时期，努力为今后从事的职业和追求的理想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每个人的饭菜定量可以减少，饥饿感觉次数增多，唯有知识营养的吸取可以突破定量，由自己解决自己的饥渴。他不愿也不敢虚度宝贵的光阴，坚持看书写笔记，一点一滴地积累思想和知识，在胃肠空虚的日子也不忘充实头恼增加养分。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努力做到“务正业” 的同时“不务正业”。 顶着广播电台养不起诗人的压力，努力工作，采写新闻稿件。他说：“不敢占用工作的时间，只敢花费自已不喝酒不吹牛不打扑克的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和创作。他持之以恒的辛勤耕耘终于收到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199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书中第23章第7节，以《潘俊龄的诗歌》为题。书中写道：“潘俊龄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注意和好评。”“潘俊龄用切身感受为民族歌唱，”“善于从本民族多方面汲取营养，诸如从生物中的山水草木、人物中的平民英雄、生活中的善恶美丑中汲取提炼，使作品呈现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就这样，他成了贵州广播界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一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授予他“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的称号。

潘俊龄说：“我采编新闻的笔到了退休的时段，写诗写散文的笔还未及休止的年龄。”我们期盼潘俊龄继续攀登他俊岭的人生，为民族抒情言志，为民族描绘更多绚丽多彩的画卷。

作者：杨茂锐，系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教授，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