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抽时间认真拜读了雷山县苗学会潘定发先生的《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 (载《中国苗族网》)和《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载纳日碧力戈、张晓主编的《苗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苗学爱好者，敢思敢想，认真钻研，能够写出这样的学术论文实属不易，而且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勇于挑战、敢于担当及其深厚的民族感情，令我十分地佩服。但我的总体感觉是，潘先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经验少、胆子大，由于受阅历和历史知识所限，他两篇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严格说来是站不住脚的。
一、关于苗族史的研究
对于苗族历史的研究，目前国内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一是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苗族简史》（该著作获贵州社科特等奖）；二是伍新福教授著的《中国苗族通史》(该著作获全国优秀图书奖)。《苗族简史》系由十余位各民族的历史专家，集十余年时间，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而得出来的研究成果，它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中国苗族通史》是对苗族历史的细化，是由苗族史一流专家伍新福教授独立完成的。这两部著作把苗族的历史脉络基本阐述清楚了。要讲苗族的历史，离开了这两部著作，就会说不清楚。
潘定发先生可能有些孤陋寡闻，他简单地从“苗蛮”源头论的观点出发，认为《苗族简史》以及伍新福的著作对苗族史的阐述是有错误的，是需要进行纠正的。
比如，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说：“《苗族简史》中正文第一章第一节‘族源和族称’第(一) 款对族源这样记述：‘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后很多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都照《苗族简史》定下的这个框架进行陈述：‘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 甚至记述为‘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这里包含或涉及着许多问题，诸如苗族的最早主干源头、苗族形成于何时代、苗族的历史框架示意表达式等问题。” 在潘先生看来，《苗族简史》陈述的“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是错误的，很多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引用了这一概述也错误的。‘’
伍新福教授退休前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担任过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长、湖南省苗学会会长等，出版有《苗族史》（古代部分）、《苗族历史探考》、《苗族文化史》、《中国苗族通史》、《湖南民族志·苗族篇》、《湖南通史·古代卷》（主编和主撰）、《苗族文化论丛》（主编）、《楚史与楚文化研究》（主编）等10余部著作，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苗族史专家，目前国内研究苗族史还没有人超过伍新福教授。可潘定发先生却认为伍新福教授误读了范文澜的著作，一些观点变来变去的。
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说：“伍新福在《东夷、南蛮与苗族》一文中的观点认为：从现在掌握的史料分析判断，中国北部黄河下游一带，应是蚩尤九黎族的发迹地和最初分布及活动地区……九黎族群便是继承太昊、少昊事业的东夷族群。伍新福肯定地说，苗族先民源自北方黄河下流（应是下游），这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是伍新福误读了范文澜的全部记述……只要认真全部看了范文澜的记述，是绝不会得出如伍新福对范文澜的误读概述。”
当然，作为大学者也难免有误读的时候。但就上述潘先生的所指而言，在我看来，误读的不是伍新福教授（后述），而是潘先生误解了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关于“苗蛮族”、“苗蛮集团”、“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的记述，并以此出发，进而带来了他对苗族史的一系列错误解读，并且还提出了自己的不着边际、不可思义的所谓苗族“历史框架”。
二、关于苗族的历史框架即发展脉络
潘定发先生虽然对苗族史涉足不多，可却敢于大胆提出自己关于苗族的历史框架，其精神确实可佳。且指名或不指名的批评了一批学者。在潘先生看来，《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等表述的苗族历史框架即发展脉络是错误的，应该舍去，而他提出来的“历史框架” 才是唯一正确的。
潘先生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说：“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们现有的几部由苗族出生的苗学专家近几年才编著的苗史权威著作如《中国苗族通史》《中国苗学》《世界苗族迁徙史》和《苗学通论》等等仍记述苗族的历史框架为：‘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甚至记述为‘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等。省内各地史志书籍记述苗史也如此人云亦云。” 潘先生认为，上述著作表述的苗族历史脉络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就必须要进行纠正。
潘先生是怎样进行纠正的呢？他接下来说：“笔者认为，苗族的历史框架可以用粗线条记述为：‘苗蛮集团……燧人氏(黔东南苗族称为火耐氏) ……伏羲氏(黔东南多数苗族称为姜央氏) ……蚩尤九黎……三苗(苗族在此时代中晚期形成) ……苗族操三大方言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还有300万人迁居国外’。” 潘先生在列出自己的“历史框架”后还特别强调说：“而应舍去以往的传统记述：‘九黎、三苗、荆蛮与苗族一脉相承’和或‘九黎、三苗、荆蛮、武陵蛮、五溪蛮与苗族一脉相承’等等的提法。” 潘先生是要用自己的“历史框架”取代《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等表述的 “历史框架”。
当然，如果潘先生的所谓“历史框架”是正确的，是符合苗族发展实际的，也可以取替《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学通论》等的表述。问题是潘先生的所谓“历史框架”如同“诳人日论”一般，跟苗族可考的历史发展脉络不符。这是潘先生误读一些大师的记述，而又不了解苗族的发展历程而造成的。
在潘先生看来，“苗蛮集团”是苗族最早的历史源头，在他所谓的“历史框架”中把“苗蛮集团”列在燧人氏、伏羲氏、蚩尤九黎、三苗之前。或许他认为，传统表述没有“苗蛮集团”的字样，他就要标新立异把“苗蛮集团”列在第一位。而实际上，不是《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学通论》等不列“苗蛮集团”，而是用“荆蛮”代替了“南蛮”即“苗蛮集团”，因为“南蛮”即“苗蛮集团”是夏商周时才出现的称谓，夏商周时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南蛮”，“南蛮”还包括有其他族群，但“南蛮”以苗民为主，所以又被称为“苗蛮”。“南蛮”中的苗民主要居住在荆州一带，所以又被称为“荆”、“荆蛮”或“荆楚”。显然，用“荆蛮”比“南蛮”或“苗蛮”更为合适。而且“荆蛮”或“南蛮”或“苗蛮”是夏商周时期的事，怎么也排不到伏羲、九黎、三苗之前的。
我真不知道潘定发先生提出的所谓苗族“历史框架”有何意义？有何可信度？排在第一的“苗蛮集团”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居然排在不可考的“燧人氏”之前。排在第二的“燧人氏”又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燧人氏”与苗族有关系吗？“火耐氏”即是“燧人氏”，这有什么根据？符合历史真实吗？学术界认可吗？
看来，潘先生确实应该好好的读一下《苗族简史》和《中国苗族通史》，要真正的读懂弄通，而不是走马观花。苗族的“历史框架”仰或发展脉络，就是《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学通论》等表述的“九黎、三苗、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或 “东蒙、九黎、三苗、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这一“历史框架”把苗族七千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楚了。“东蒙”是伏羲时代、“九黎”是炎黄蚩尤时代、“三苗”是尧舜禹时代、“荆蛮”是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 “武陵五溪蛮”是秦汉乃至唐宋时期。苗族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当然，这一“历史框架”没有潘先生提出来的“历史框架”那么宏伟远大(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又补充完善了自己的“历史框架” 将“某支古猿人” 排在了第一，“苗蛮族团”排在了第二，“燧人氏”排在第三……也就是说，潘先生把苗族的“历史框架”追溯到了几百万年前“某支古猿人”)，《苗族简史》《中国苗族通史》《苗学通论》等表述的“历史框架”只有五千年或七千年，当然比起潘先生的“历史框架”渺小得太多。但它虽然“渺小”，却是可考的历史。东蒙、九黎、三苗、荆蛮、武陵五溪蛮，都是苗族可考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脉络虽然是由几部著作表述出来的，但它却是中外学者100多年来共同努力探索研究的结晶，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拍脑袋提出来的。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什么“发展脉络”可以取代这一“发展脉络”，还没有什么“历史框架”可以代替这一“历史框架”。而潘先生急于取代，弄了个“假、大、空”
的表达式，将苗族的“历史框架”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某支古猿人”，追溯到不可考的燧人氏，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了。
三、怎样理解某些大师的相关记述、
潘定发先生之所以想另起炉灶，批评《苗族简史》等梳理出来的苗族历史发展脉络即他所说的“历史框架”，而提出自己不着边际的所谓“历史框架”，关键是他误读了一些大师的相关记述。
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指责说：“《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梁、徐、范的观点呢？是《苗族简史》编写组不相信三位的观点？或是采取苗族历史的源头应该在两江流域的折中办法？” 那么，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是那些观点呢？我们且看潘先生的引文以及他的误读。
第一、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提到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将中国民族分为9个派系，其中有“苗蛮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将中国民族改分为8个组，其中有“苗蛮组”。潘先生自己也认为，“梁启超对苗蛮组的分类，主要着眼于近代分布区域。” 潘先生误读了梁启超着眼于近代分布区域的“苗蛮族”、“苗蛮组”，误把“苗蛮族”、“苗蛮组”当成了苗族的历史源头。所以他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把“苗蛮集团”排在第一位，甚至超越了不可考的“燧人氏”。在我看来，潘先生是没有理由指责《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梁的观点的。
第二、潘先生说：“1943年，徐旭生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第二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里把中国远古人类大致分为从西部发祥而来的华夏（神农炎黄）、山东沿海的东夷和南方的苗蛮三大集团。苗族的先民则是地处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
是的，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论，并将苗民归在南方的苗蛮集团。可能受时代或资料的限制，徐旭生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误把三大集团当成了三大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发现，中华民族可考的主要有两大历史源头：“西羌”是源，“炎黄”、“华夏”是流；“东蒙”是源，“东夷”、“苗蛮”是流。只要认真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会发现徐旭生的三大集团论陷入矛盾中。他把夏商周时期才形成的“五方格局”中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同期的“西戍”、“北狄”没有交待；又比如，他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也就是说，他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就割断了苗族发展的历史。现在情况越来越明白，“东夷”、“苗蛮”的历史源头是
“东蒙”，“东夷”是“东蒙”人未参战留居原地的那一部分，后来全部融入华夏族。“南蛮”或“苗蛮”是“东蒙”人参战失败南迁的那一部分。《苗族简史》当年没有采纳徐旭生的“苗蛮”源头论是对的。
第三、潘先生说：“范文澜等史学家均持此见，只是范氏把苗蛮称为‘南方的蛮族’。20世纪30年代后期，范文澜在延安受中共中央委托，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竖排版本上就写得很清楚。他认为：‘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 是的，范文澜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确实说了“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的话。怎样理解和对待范文澜的这段话？我认为，范文澜是按照夏商周时期“五方格局”的人群分布来说这段话的，他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戍族 ……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 确实，范文澜的话也陷入矛盾中。他说的“蛮族”时苗族的先民已经居住在了南方，但他又把九黎、蚩尤插在其中讲，应该说这并不稀奇，中国史籍、学人研究，也常把前人与后人，前事与后事混淆在一起。比如，说蚩尤是九黎三苗的首领，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
等 。著者混淆了，读者尤其是研究者要理清，不能以诈传诈。这就不难看出，《苗族简史》没有用范文澜的 “蛮族”当源头，是对的。“蛮族”或 “苗蛮”是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东蒙、九黎、三苗之后，当然不能当成源头了，而且最好是用“荆蛮”来表达。
总之，我认为，是潘先生误读了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的相关记述，指责《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他们的观点，其理由是极不充分的。《苗族简史》没有把“苗蛮”或“苗蛮集团”当作历史源头，而是当作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个中期阶段，是符合苗族历史发展实际的。《苗族简史》等关于苗族历史发展脉络的表达式，不断地被国内外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所沿用，说明它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续）
